发布时间：2008-03-06 来源：中国翻译人才网 发布者：上海翻译公司
　　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
　　谭载喜

　　近三十年，翻译研究在世界各国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后，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因此，英国现代译学家巴思内特与勒费维尔评论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项成果，是翻译学得以发展为独立学科。”(Lefevere 1992： xi) 然而，我们发现，在这一独立学科里，翻译理论的比较研究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中西之间的译论比较研究尤不例外。本文的目的，是要把中西之间的译论比较作为专题来加以研究，以期挖掘中西译论体系间的异同，剖析译论比较对译学发展的意义，从而拓宽与充实译学领地，促进译学的更大发展。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上述主题。

　　一、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的意义与作用

　　追溯中西译论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漫长的发展长河中，中西方的翻译理论与思想受制于各自翻译实践的此起彼伏，也经历了时起时伏、曲折向前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发展规律和历程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各自的理论和思想也都有着不少相似之点。但这些相同和相似究竟在哪里？除了相同、相似之外，中西译论体系之间还存在哪些相异或相悖？两者之间有无高低优劣之分？彼此的特点和特色给我们今天的译学研究又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对于以上种种问题，只有通过在中西译论体系之间进行客观、全面的横向比较，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关于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与作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出以下几点阐述。首先，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对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全貌，以及它们各自在整个人类翻译史上所占的相对位置，有个较为客观的了解。罗新璋先生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认为：“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这一结论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作出这一结论似乎已经隐含一个前提，即中国的翻译理论之所以“自有特色”,“独树一帜”，是因为“世界译坛”上尚有其他同样“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存在。只有拿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与其他翻译理论体系进行了比较，我们才能正确地确定各个体系在整个世界译坛上的相对位置。而且，比较越细致全面，得出的结论就越中肯、越客观。

　　其次，通过对二个，乃至多个译论体系的横向比较，我们可以捕捉到翻译理论的共性与个性，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它的抽象性与实用性。具体说来，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了解到中西译论体系在互无影响、彼此独立的情况下，在对翻译的原则、方法、程序、标准、操作规则等多个方面的认识上，有着不少互为相通的的理论成果。例如，西方译论肇始阶段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等人即提出“直译”与“意译”的区分，我国译论肇始阶段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等人亦有“改‘胡音’为汉意”与“案本而传”、“不加文饰”的翻译主张; 后来西方又出现了法国多雷的翻译“五方法”和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我国则有了严复著名的“信、达、雅”。译论研究的共性规律，从中西译论间的此种相似之中，足可窥见一斑。

　　最后，通过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中西翻译理论工作者能从彼此的译论体系中得到哪些启示，以便相互取长补短，促进译事译论的更大发展。

　　二、中西译论的具体比较

　　在中西译论两个体系之间进行具体比较，我们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入手，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以及主题比较三种方法。所谓横向比较即是一种“共时”比较，着眼点有二： 一是比较中西译论体系中彼此对应或基本对应的两个发展时期; 另一是比较中西译论体系中在相同和相近时间里出现的人和事。所谓纵向比较即“历时”比较，着眼点在于比较不同时间和不对应时期出现的人和事。所谓主题比较则是指按照译论主题内容进行的比较，即根据某一译论主题如“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等等，在中西译论体系中进行挖掘，比较各自在历史上对这一主题所提供出来的理论成果。要获得最佳比较成果，对这三种比较方法不可截然分开使用，而是必须予以综合，灵活掌握。

　　对中西译论进行宏观层面的比较，可以了解到三个基本情况。第一，就有文字记载的翻译而言，西方第一个主要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高潮都先于中国。不论是从成书于欧洲疆土以外的《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 算起，或是只从欧洲本土产生的第一部译作即古罗马时期里维乌斯 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 用拉丁语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西方的大规模翻译实践史都始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到了公元前一世纪，西方的第一位翻译思想家出现了。古罗马著名学者西塞罗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Deoptimo genere oratorium ,约前46 年) 和《论善与恶之定义》(Definibus bonorum etmalorum ，前4544 年) 这两部重要著作中，用一定篇幅阐述翻译的有关问题，从而开了西方译论的先河。在我国，虽然《周礼》与《礼记》两部典集关于朝廷翻译官职的记载，确实能够证明我国的翻译活动早已存在,最早的文学翻译也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一世纪的《越人歌》(马祖毅，1984： 34) ，但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翻译高潮，一直到汉末即公元一至二世纪开始的佛经翻译才出现。在翻译理论方面，我国第一位重要人物是三国时期的佛经翻译大师支谦。据载，大约在224 年，佛经翻译界围绕《法句经》的翻译引发“文丽”、“质朴”两派的争论，随后支谦写了《法句经序》，就佛经的汉译问题阐述了他的思想理念。相比之下，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理论，中西两大翻译体系之间第一个主要发展时期的起始时间，先后都相差大约三百年。但必须指出，这一时间上的差距。并不意味着一个翻译体系因此就优胜，另一个翻译体系就落后。不同的翻译体系起始于不同的时间，这是十分自然的现象。

　　第二，中西译论的发展规律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两者都经历了一个从偏论、散论到主论、专论的发展过程。这里的所谓“偏论”、“散论”，是指对于翻译问题的论述，不是作为有关文论的正题或主题，而是作为“偏题”即主要论题的附属话题而作出的，这些论述或分散于有关文论的各个章节之中，或以序言跋语形式附加于翻译作品之前或后。所谓“主论”、“专论”，显而易见，指的是把翻译问题作为主题来加以专门论述。例如，西方译论体系由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德阿布朗库尔、德莱顿等人“偏论”、“散论”，发展到多雷、于埃、泰特勒、施莱尔马赫、洪堡、巴托以及奈达、穆南、卡特福德、霍姆斯、维尔斯、巴思内特、斯内尔霍恩比、贝尔曼等人的“主论”、“专论”发展而来; 我国译论体系则是由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玄奘、徐光启、严复、林纾等人的“偏论”、“散论”到梁启超、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傅雷、钱钟书、董秋斯、王佐良、刘宓庆、金等人的“主论”、“专论”发展而来的。

　　中西译论的发展也有一个基本不同点，就是中国译论重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西方译论则重实践到理论的升华。因此，中国的传统译论体系谈论翻译困难、翻译方法、翻译经验的多，是一种趋向微观层次的译论体系。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玄奘、徐光启乃至严复的翻译观，莫不如此。相反，西方的传统译论体系则谈论翻译原则、翻译种类、翻译属性的多，是一种趋向宏观层次的译论体系。代表人物多雷、泰特勒、于埃、施莱尔马赫、洪堡以及巴托等人的翻译观，尤其能说明这一点。

　　第三，对于中西译论各自的整个发展历程，我们可作两种不同角度的比较。一是从发展阶段的角度比，二是从译论性质的角度比。翻译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翻译实践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彼此不可截然分离。虽然翻译实践并不以翻译理论为发展前提，但翻译的实际工作总是在一定原则指导下完成的，因此，大规模的翻译实践往往能引发大规模的翻译反思和理论升华，翻译实践的主要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成了翻译理论发展的主要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译论发展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即汉末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明末清初时期的科技翻译理论、五四运动前后的现代翻译理论以及五十年代以来的当代译学理论。西方的译论发展则可分为五个阶段，即古罗马时期的文学和圣经翻译理论、中世纪的民族语翻译理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翻译理论、近代文学翻译理论以及二战以来的当代译学理论。

　　从译论性质的角度看，我国译论体系中自远古至近世的翻译理论，主要可以视为语文学的、诠释学的翻译理论。虽然我国的传统译学术语中并不包括此类定义，但支谦也好，道安、鸠摩罗什、玄奘也好，其翻译理论的出发点，无不在于释经诠典，主张“改梵为秦”，或是“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或是不“失其藻蔚”,以免“有似嚼饭与人”,“胡本(西域诸国文本) 有误，用梵本校正，汉言有疑，用训诂来定字”(马祖毅，1984：34)。因此，把我国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划归为语文学和诠释学性质的翻译理论，并非没有道理。另一方面,从严复到鲁迅，再到傅雷、钱钟书的现代翻译理论，似可冠以文艺学翻译理论之名。因为不论是严复的信达雅，或是鲁迅的“宁信而不顺”，或是傅雷的“神似”优于“形似”，或是钱钟书“投胎转世”似的“化境”，都是立足于译品的文学性。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受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影响，我国译论研究的主流开始向语言学倾斜，并逐渐转向发展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翻译学。与我国译论相比，西方译论的性质则有着更为明显的特点，体系中也有着更为丰富的译学术语。以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斐洛、哲罗姆、阿尔弗烈德、德阿布朗库尔、阿米欧、多雷、德莱顿、于埃、歌德、泰特勒、列维等人为代表的是一条语文学和文艺学的翻译理论线; 以奥古斯丁、伊拉斯谟、施莱尔马赫、洪堡、巴托、穆南、卡特福德等人为代表的是一条诠释学和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线; 以奈达、霍姆斯、维尔斯、巴思内特、斯内尔霍恩比、贝尔曼等人为代表的是一条跨文化交际译学的翻译理论线。根据这种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 在宏观层面上，我国译论体系中语文学和诠释学的翻译理论较为发达,西方译论体系中则是文艺学和语言学的翻译理论较为发达。

　　对中西译论进行微观层面的比较，则主要可以了解到以下四个基本情况。第一个基本情况是，在中国译论的起始阶段，代表人物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等人的翻译文论无一例外地只涉及译经中出现的问题，他们的理论灵感始于译经，也止于译经; 而西方译论的起始阶段则呈现出一种多样性： 代表人物既有文学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又有圣经翻译理论家斐洛、哲罗姆、奥古斯丁，特别是哲罗姆，他既谈宗教翻译，又谈世俗作品的翻译。然而虽然如此，起始阶段的翻译理论，不论是中国的纯佛经翻译理论，或是西方的文学和圣经翻译理论，都在各自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译论先躯的许多思想，不仅当时分别在中西译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成了后世中西译论发展的基础。例如，正如鲁迅与钱钟书所说(参看罗新璋,1984： 23; 274275) ，被我国现代译坛奉为金科玉律的严复的“信、达、雅”，原来只不过是中国译论开山鼻祖支谦的翻译观的延伸。西方译论自古至今关于“直译”与“意译”,“直译”、“意译”与“拟作”等等的争论，统统可以追溯到西塞罗“我不是从解释员(ut interp res) ，而是从演说家的角度进行翻译”、贺拉斯“意义对意义”而非“词对词(verbum p ro verbo)、昆体良“译作必须与原作媲美”以及哲罗姆“圣经翻译用直译、文学翻译用意译”的主张。

　　中西译论微观比较的第二个基本情况是，双方第一个主要发展阶段过去后，彼此都进入了较长时间的静寂期。中国的静寂期自北宋至明末共约四百年; 西方的静寂期自五世纪末罗马帝国消亡，至大约九世纪民族文字形成以及民族语翻译兴起，先后约三百年。静寂期的特点是，翻译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既没有大规模的翻译实践，也缺乏大规模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在西方的这个静寂期，不要说翻译活动，一切文化活动都处于低潮。这也就是史学家们眼中的“愚昧黑暗时代”。有一点必须着重指出： 中西方这两个似乎相互对应的译论“黑暗期”，并非发生在历史上的同一时间里。当西方“愚昧黑暗时代”出现时，中国译论发展的第一高潮仍未退落，而当西方于九世纪随着各民族国家先后建立、各民族文字先后形成而经历译论发展的第二阶段时,我国的译论发展却仍处静寂状况。中西译论体系这种发展阶段交替形成的现象，似乎贯穿了整个中西译论史，并足以说明中西翻译理论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特征。

　　第三个基本情况是，西方译论发展过程中，理论成果最为丰富的是第四发展阶段，即紧跟于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近代译论发展阶段。虽然文艺复兴时期亦有意大利布鲁尼、荷兰伊拉斯谟、德国路德、法国多雷、英国查普曼等人的重要翻译思想和理论，但西方译论的最大发展却出现在堪称“西方翻译理论黄金时代”的十七至十九世纪。在这一阶段，西方各国重要作家当中几乎没有不从事翻译的，而翻译家当中也几乎没有不谈论翻译理论的。法国的于埃、德阿布朗库尔、巴托，英国的德莱顿、泰特勒、阿诺德、纽曼，以及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洪堡、歌德、赫尔德、施莱格尔等等，即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与此相比，我国最有影响的译论发展阶段是译论体系发展的第三阶段，即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译论发展阶段。虽然译论成果之丰尚比不上西方译论体系中的第四阶段，但其译论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却是西方翻译理论的“黄金时代”所不能及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前面所提、广为人知的信达雅理论。由于严复的这一理论“渊源有自，植根于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取诸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承袭古代修辞学和文艺学的成说而移用之于翻译”(罗新璋，1984：15) ，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翻译文论“语贵简要”的基本特点，因而被我国译坛广泛接受，并成为十九世纪末以来我国译论体系的几乎唯一的标志。严复翻译理论在我国译论体系中享有的这一特殊地位，是西方任何一位翻译理论家在西方译论体系中所没有享有过的，古罗马的西塞罗和贺拉斯没有，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多雷没有，就是“译论黄金时代”英国的泰特勒或德国的施莱尔马赫也没有。

　　最后，让我们来简要地谈谈中西译论微观比较的另一个重要的基本情况。这就是，中西译论发展到现阶段，即我国译论体系的第四阶段、西方译论体系的第五阶段，双方已从以往的彼此独立发展、互无影响，逐步转向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新阶段。当然，我们也无须讳言，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为止的影响，主要是由西向东，而非由东向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译论的振兴和发展，这一现象势必逐步扭转，而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影响，以至最终可能发展成世界译论体系的大统一。不过此是后话。笔者在这里要谈的，是这一基本情况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着重指出三点。第一，不论在我国，或在西方，翻译理论界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共识，即： 翻译研究(涵盖语际翻译、语内翻译、符际翻译的翻译研究) 不应当被当作其他学科如文艺学、语言学的分支或附属品，而应当被当作具有独立地位的一门学科。说它是科学也罢，非科学也罢，总之，它应当享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地位。第二，现代“翻译科学”说的提出，在西方首先主要与奈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则主要与董秋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奈达于1947 年在《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一书中，把翻译研究纳于语言学门下，开翻译科学说之先(Wilss 1982： 52) ; 而董秋斯则于1951 年在题为《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主张。因此，到五十年代,“就翻译学的建设而言，我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比其他国家落后，假如董秋斯的主张得到翻译理论界的广泛响应，同时也假定我们当时有着一个非常活跃的翻译理论界，那么，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工作或许一直领先于西方。”(谭载喜，1995： 15)。第三,如上所述，翻译学应当享有独立学科的地位，这一点在中西翻译理论界已获得较为广泛的接受，但翻译学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人们似有不尽相同的思路。较典型的一点区别是，西方译学理论家如奈达、霍姆斯、维尔斯、巴思内特、勒费维尔、斯内尔霍恩比、贝尔曼等人趋于强调翻译学的多文化或跨文化性，我国译学理论家如董秋斯、刘宓庆等人则趋于强调翻译学应显民族特色，提倡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究竟何种思路更可取，这里囿于篇幅，笔者在此不作细探。至于从这些比较中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将在下面作进一步探讨。

　　三、中西译论比较的几点结论与分析

　　对中西译论体系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一)“相通性”是翻译思想发展的主要特征，它不受不同语言文化的制约。毫无疑问，不同的语言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产生过不同的翻译思想。但这种不同多为表象。例如，虽然中西翻译理论家各有各的译论术语，各有各的翻译经验，对待翻译问题也各有各的理论取向，但在认识论的深层，他们在对诸如翻译原则、方法、标准、操作规则、程序以及翻译类别等等的基本问题上，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因此，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 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 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以及与多雷的译者“必须完全理解所译作品的内容; 必须通晓所译语言和译入语言; 必须避免字字对译，因为这样会有损原译的传达和语言的美感;必须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 必须通过选词和调整词序使译文产生色调适当的效果”等等之间，便出现了翻译原则的“共振”; 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等人主导的“质”、“丽”之争，与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哲罗姆等人思想中的“意译”、“媲美”、“直译”、“逐词译”之间，也同样反映出翻译思维模式中的内在共性。中西译论发展历史互为独立，彼此间却又存在如此“共振”、“共性”，这恰恰说明翻译是一项有规律可循的活动，这种规律是客观的，跨越不同语言文化的。而正是由于翻译规律的这种相通性，才产生了上述包括中西译论在内的世界翻译思想发展的相通性。

　　(二) 中西不同的哲学思想，不同的价值体系，以及不同的语言文化，始终对中西译论体系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中西翻译理论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便无可避免地打上了不同的文化烙印。例如，西方哲学严格的方法论，讲究对客观世界观察、描写的精确、细腻，讲究由定量到定性的分析。这种严密的哲学方法论反映到译论传统中，便产生了十六世纪法国的多雷，十八世纪英国的泰特勒，以及十九世纪德国的施莱尔马赫传统。相反，我国的哲学传统不以定性分析为必须，观察客观世界时重心灵感应，描写时不拘泥细节。因而在二十世纪以前的译论传统上，也就没有产生多雷《论如何出色地翻译》和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类的翻译专论。再如，西方宗教理念中崇尚人格化的、无所不能的上帝,因而产生了一世纪斐洛、四世纪奥古斯丁关于圣经翻译有赖于“神灵感召”的神秘主义翻译观。而中国的宗教理念并不把释迦牟尼的教义和孔孟之道严加分隔,因此即便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人只译佛经，其翻译文论也只涉及佛经翻译，但他们译论思想的适用范围，却从来都不只局限于宗教翻译。正因如此，严复翻译《天演论》等科学名篇时，竟能如鱼得水地在佛经翻译家支谦的思想里寻找养分。

　　(三) 中西哲学和思想体系对事物的命名传统，对各自译论术语的形成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与上述哲学方法论不无关联。西方哲学继承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传统，信奉哲学推理始于严格正名的理念，因而凡事都冠其名，推其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命名习惯和传统。反映到翻译理论上，也就出现了较为丰富的译论术语。我国的哲学传统固然也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但在对具体事物的解释上，则更乐于取法其中，而不是依靠多少个标新立异的名词术语。因此，西方翻译理论动辄“文艺学的”、“诠释学的”、“语言学的”、“语义学的”、“符号学的”、“交际学的”、“社会符号学的”、“浪漫主义的”、“神秘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的”、(deconstruct ionist )、“伦敦学派的”、“布拉格学派的”、“莱比锡学派的”、“鹿特丹学派的”等等，等等。相形之下，我国译论在这方面就比较缺乏，因此特别在现代译学研究中往往需要借镜于西方。如何发展既切合自身特点，又能与国际接轨、易为外界理解与接受的一整套译学术语，便成了我国译学界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西翻译理论是世界译坛两大举足轻重的译论体系，自古至今，历时近二千年。在两大体系之间进行系统比较，短短数千言，只不过触其皮毛，比较内容远不止这些，比较方法也不会局限于本文提出的范围。笔者在此只是作些初步探索，以引起行家对于中西译论，乃至世界译论比较研究的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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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地址：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