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08-06-04 来源：翻译公司 发布者：上海翻译公司

     今年三月下旬，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村上作品的译者和评论家汇聚东京，以“围绕春树的冒险”为题就村上春树的作品及其翻译发表了各自的感受和见解。笔者也在被邀之列，但因日程之故未能赴会。近日接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办的《远近》月刊8、9月合刊号，得以进一步了解研讨会的情况。其中关于村上作品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已被译为三十余种语言，涉及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原因的发言内容尤其值得关注，在此简单概括一下。

     美国人Roland Kelts认为村上作为最前沿的国际性小说家具有两个方面，一是打动年轻读者心灵的浪漫主义，二是冷峻（Cool）的知性——例如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能够把‘现代都市的轻度倦怠以及消费主义’同‘可怕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同时认为村上作品行进于当今世界动向的最前线，“意在通过文学将二元论式思维埋葬在历史的黑暗之中”。俄罗斯人Ivan Sergeevich Logatchov指出，“村上春树经常触及的主人公的自我认同问题或者疏离社会造成的孤独问题，对时下的俄罗斯社会是非常切近和要紧的。”对于二三十岁的年轻读者，“村上笔下同周围保持距离、冷峻而独特的主人公有可能引起了自己的心灵共振。”他还指出，村上的文学世界充满以美国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所谓“大众文化”（Pop Culture），情节扑朔迷离，富有虚幻和后现代色彩。而“这种近乎真正的侦探小说的可读性和仿佛爵士乐即兴演奏的创作风格，想必也是村上深受欢迎的一个原因。”韩国的金春美则主要着眼于村上对日本社会和历史的审视、批判姿态，认为“春树的文学虽然以对于消费文化的批判为基础，但其批判不表现为充满痛苦的呐喊，始终冷静如一。他的文学并不背对现实，而致力于探索当下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这点连同其失落感大约对韩国的年轻人是一个启示。”并且指出，“真诚逼视日本过去在亚洲的行为的村上春树唤起了韩国人深切的共鸣”。她认为同历史与道德这一人类普通课题发生“同时代性”共振的村上文学日后将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其他诸如，德国人Uwe k. Hohmann说“春树引诱你进入，而拒绝你出去”；挪威人 Ika Kaminka说她翻译当中看到了由人微不足道的举动和感情构成的世界细腻的侧面；波兰人 Anna Zielinska Elliott说“村上春树革命性地改变了人们对日本文学的看法”；捷克人 Tomas Jukovic说村上尽管是极富现代感的作家，而作品却让人感觉出“酷似古代神话的特质”；马来西亚的叶惠说读者读了村上的书，“即使孤独时大概也能找到自身的活法”。

     以上言说，各具特色，看了很受启发，视野为之开阔。但我很快生出一个疑问：与会二十人之中为什么无人提及村上的文体或文字魅力呢？事实上村上本人最看重的就是语言或文体，他一再强调：“最重要的是语言，有语言自然有故事。再有故事而无语言，故事也无从谈起。所以文体就是一切……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如此轻视文体。”众所周知，在诸多吸引中国读者的要素——村上作品在中国走红的原因——之中，村上的文体、文字的魅力应是第一位的。那么，为什么单单中国读者对此情有独钟呢？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基因所使然。历史上，较之西方诸国，中国更以诗文名世，国人乃是诗文之邦的遗民，或者说是李白杜甫苏东坡的嫡系或非嫡系后后代。虽说现代人忙了浮躁了“礼崩乐坏”了，没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时间和雅兴了，但这样的文化基因毕竟流淌在血液中。因而潜意识里仍对晴耕雨读诗书传家的往昔怀有缱绻的乡愁，仍对文体之工、词章之美保持一分尊崇和向往之情。对国人而言，文学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享受词章之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实为超越时空的至理名言。其二，恐怕也同翻译有关。与会的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在他的专著“Haruki Murakaim and the Music of Words”（“村上春树与文字的韵律”，上海译文版译为《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提及翻译时这样写道：“村上那种接近英语的风格对于一位想将其译‘回’英文的译者来说本身就是个难题——使他的风格在日语中显得新鲜、愉快的重要特征正是将在翻译中损失的东西。”

     至于“损失”了多少以及在英文以外的译本中是否也有类似情形，鲁宾没有说。作为同是译者的我，当然希望这不是外国读者忽略村上文体或文字魅力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对此情有独钟，也未必意味笔者的译文没有这样那样的损失。总的说来，没有损失的译本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作者：林少华）

责编：蓝

相关翻译资讯